贯彻落实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58]【美】潘恩：《人的权利》，田飞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36]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以立法方式进行的宪法实施，应转变为主要通过解释去实施宪法。[6] 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诉讼，并通过宪法诉讼进行违宪审查，是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考虑。

毫无疑问，释宪者的政治性选任程序使得释宪者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即使采取普通法院释宪机制，也无法真正彻底摆脱政治制度的影响。如根据1936年和1977年前苏联宪法规定，由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行使宪法监督权，实行最高权力机关释宪机制。在美国，联邦法院在设置上是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涉及宪法的问题可以在任何级别的法院提出，只不过最终须由联邦最高法院作出权威性裁决。宪法与其他法一样具有法的共同特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制裁性，宪法是法律的法律。[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4] Roscoe Pound, New Paths of the Law,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50. p．13.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72年版，第426页。除权力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不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由代表机关产生的，只能行使某一方面职权，并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从政治体结构上看，需要将视野从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拓展到主权人民与民族国家人口（臣民之集合）之间的张力上来，由此可以发现，选择哪种执政模式非常重要。

1. 公民的四种主权地位 关于政治体个体成员的法政地位，传统公法理论中真正详细阐述的文献不多。在他看来，思维只有两个原则：判断原则和动机（贯彻）原则。在耶利内克看来，公民相对于国家总体上具有四种地位：被动地位、消极地位、积极地位和主动地位。在新近兴起的宪法教义学的研究者看来，宪法司法化已经属于传统的宪法学研究命题，不是所有的违宪案件都适合由法院加以审查。

换言之，不是与司法权和立法权并置的政府，而是囊括立法权、执行权与司法权之整体的政府。显然，持此种观点者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宪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准确地指出党的领导在我国宪法结构中的必要性，但是持论者未能从理论根本处去思考，也就洞察不到现代宪法包含两种人民意志贯彻实现的执政结构，二者不可偏废，更不可简单地用政党执政结构超越或取代代议执政结构。

[22] 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事实上，宪法法院具有司法属性不假，是否一定是司法机构则有待商榷。因此，普通民众与主权人民的制度性关联实则在政治体结构中早就埋有伏笔。[18]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49页。

从人民意志与其代表的关系来看，总体上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人民意志是先天规定的，政府只是这一意志的代理者和执行者，一种是人民意志未定，需要执政者领导人民一同探索。前者通过使命—代表的方式实现其执政权，后者通过选举—代表来运转政府。[3] 陈端洪与高全喜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径来展开政治宪法学的研究，陈偏重欧陆政治哲学，利用卢梭、西耶斯、施米特的思想资源，以主权、制宪权为主要概念来阐明中国宪法的政治结构。因此，执政者是政治体内部唯一握有正当权力的行动者。

在哈贝马斯看来，市民社会的交往过程营造出一个平等交流意见的空间，公民不必受制于公权力，直接根据公共精神来衡量公权力的行使。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理性化，政府或政党作为人民的代表是伦理性的。

此外，还有两种地位，虽然并不具有常态性，却仍有必要从逻辑上将之纳入到政治宪法的体系中来。4. 小结 如上所述，在主权人民与臣民之间可以归纳出四种主要的关联。

[8] Jürgen Habermas, Faktizit?t und Geltung. Beitr?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4. Aufl. Frankfurt/M 1994. S. 161. [9] 关于风尚的论述，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0页。总之，经过二百多年的政治实践，现代国家的特征和内部结构已经超越了卢梭的主权者—政府—臣民的结构范式，中间出现了市民社会以及其他复杂的制度关联。当人民不得不以广场政治的方式行使主权权力，不再保留旧的政治体，重新制定新宪法的时候，这时候表达的是主权者与个体臣民之间是被动关联性。党的执政地位以先锋队的修辞来加以表达，党章也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对立统一进一步要求作为主权的人民与作为臣民的人民之间具有足够的制度性关联，从而通过宪法塑造出的是一个多元一统的政治秩序。借助于公共空间，公民彼此平等交往并以公共舆论的方式参与到政府的治理活动当中。

参见卡尔?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后来的理论家将这一地位改造为消极自由和防御权。

契约论传统共享的思想基础在于，政治社会是通过缔结公共契约而被构造。以事实与规范的区别为标准更能切中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的真实边界。

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相比起来，后一个问题则是制宪权的动机问题，即要求变更现有宪法秩序。

思想史上最早将其放入法政秩序结构中加以考察的是黑格尔。魏玛德国的总统制已经去今久远，且存续时间有限，不具有典范意义。倘使从议会制的起源乃是秉持公开性和论辩原则的话，这意味着，任何从议会民主中得出的合意都不具有主权意义上的绝对性，而是相对性，故它要符合公开性和论辩性。这一点是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分水岭[24]，利益获得了政治的正当性，如何安放利益便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任务之一。

[22] 故议会民主更恰当的说是一种政治利益的代理机构，当且仅当其作为政府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谈得上是人民的代表。[31] 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页。

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

回到政党执政结构上来，政党处于主权人民与普通民众（臣民）之间，因此，党的群众路线同样是一种执政方式，由于人民意志的抽象性，识别人民意志往往要通过社会舆论和人民需求，党要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来过滤符合公意的群众意见，先是以党的方针政策形式实现执政意志，进而通过政府执政模式将其上升为国家立法意志。在原创者耶利内克的构想中，这四种地位表达的是公民与政府的关系。

这自然没有问题，却未道尽内里乾坤。[36]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历史生成的问题，如德国宪法史表明的，宪法经历了从魏玛时期的国家法学在理论争论上的狂飙突进到二战后基本法时期的法律规范化，从魏玛时期激烈的宪法方向之争到基本法时期的宪法内部方法之争。2）消极地位（status negativus）包含个人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这里的政府不是行政执行意义上的政府，而是作为主权意志代表的政府。

当问题是，按照法则我当如何生活，则意味着动机原则。[6] 这三项要求并非无的放矢，回顾一下黄炎培著名的历史周期律，若要避免周期律的重演，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保有活力，避免人亡政息、社会萎靡，另一方面政府还要控制力不能减弱，免得人心涣散、国家瓦解。

确切说，政治体的生成只是形成了一个秩序—自由的对立统一体。先锋队以及三个代表理论自身蕴涵了深刻的时间意识和使命意识，它有效地完成了对党的执政权历史合法性的论证。

最后，从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观察，既然主权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主权权力，而个体公民在政府治理之下以分散的形式遵守共同体的最高法律。因此，后面两种关联性就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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